很多人翹首以盼三中全會的“重大改革”，其實，很多改革舉措已經陸續推出。營改增，自貿區，土地流轉，進一步開放鐵路、電信、石油等七大曾經不可觸碰的戰略產業……正如中國十幾年來的改革主要是漸變式改革一樣，這些改革舉措預謀已久、試點已久，只不過要找一個合適的時機推出。
我們結合申萬、海通、國泰君安等近期研究，梳理了一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經濟改革菜單，其中主要的改革內容包括：
一 城鎮化——處于首要地位的土地改革
城鎮化的核心是土地，其次是戶籍之上的福利，而非戶籍本身。大中型城市土地的稀缺性、城市賣地限制導致的供需不平衡，決定了土地價格的不斷上漲。而土地價格的上漲，永遠利于先城市化的既得利益者，而對后城市化的人是絕對的不公。這種絕對的不公，單純靠著控制房價，是不可能的;只有擁有耕地和宅基地的人，能把自己的資產也商品化，即土地流轉，且定價合理，才能部分抹平這種不公平。新增勞動力、消費力、農業集約化都系于這一根繩子。
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，本來是為了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為工業化提供積累，農業補貼工業;到后來反倒成了一種“不成文”的長期剝削性制度安排，這是政府對歷史的欠賬，對農民的欠賬。破除這種二元結構，戶籍是“表”，土地是“里”，利益的再分配是政策核心。那些因為拆遷鬧事的故事背后，真正受損最大的是遠離城市的農民，他們基本沒有機會拆遷。
除土地流轉外，結構性改革現有土地財政模式也非常重要。地方政府肯定要依賴土地財政，但是，不應該主要是賣地收入，而應該是房地產持有稅——到底是對未來要買房的窮人征稅，還是對現有高資產持有者征稅是本質，是“社會主義”是否要保留的問題。
城市化的成本不可能全部由地方財政或者中央財政負擔，也負擔不起——現有的民生支出和增幅就足夠大了。政府應該解決醫療、教育、社保等附著在戶籍上的福利均等化，但是無法解決成本最大的住房問題，住房問題必須依賴土地制度改革。
這個問題對股市的影響很難預判，因為里面的問題錯綜復雜，但是，如果三中全會不能解決這個核心問題，所謂的城市化是缺少新意和持久動力的。
二 財稅改革——央地改革的樞紐
財稅改革一直處于中央、地方改革的核心地位。此次三中全會，最大的看點也在財稅改革，樓繼偉最近的發言表明會穩妥推進。
第一，財權和事權再分配。不太可能因為地方政府“錢少事多”而放權，一放就亂的歷史教訓非常深刻，而是會把更多事權集中到中央，地方政府的投資能力下降，逐步變為服務型政府。在信息化和管理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，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可以實現的，比如教育、醫療、社保等。
第二，稅收結構的再分配。實際的減稅措施并不會多，主要是營改增;而增稅的環節卻會比較多，包括資源稅、房產稅、消費稅、環境稅，而且主要歸地方所有——主要用來彌補的就是地方土地收入、雜費收入的減少，“增減掛鉤”恐怕會成為一個潛規則。
第三，收縮地方政府自主權。如果地方政府失去了地方平臺的融資，而轉換為中央代發地方債，地方政府的“灰色收入、灰色支出”一定會大幅減少，回到表內會更透明。
至于對股市的影響，主要集中在兩點：一方面，是地方債風險的逐步解除，這幾乎是一定的，會對股市的整體有正面影響;最大的變數還在房產稅，未來地方稅種里最大的一環，但是，房價的大幅上漲何時到達拐點，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未知數。
三 金融改革——現實主義大于本本主義
金融改革的主題有兩個，一個是“市場化”，一個是“有效的市場化”。之所以這樣說，主要是因為金融領域存在很多的問題，表面上看，是利率、匯率、債市、股市不夠市場化化，人為干預的比較多;深層次看，是這些市場很多基礎機制失靈，不是“一放就好”的問題。
比如，匯率市場化很大程度上是偽問題。和中國的貿易國際化、金融國際化進程需要匹配，不可能為了市場化而市場化，因為中國的低端企業不可能很快轉型和升級，盲目放任貨幣升值會造成巨大的就業問題;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還比較低，大量的中小企業不可能學會外匯對沖……等等，這必須有一個過程，目前人民幣已經趨于均衡，但是資本項目的開放仍不宜過急，況且資本項目下的開放對實體經濟也沒有什么幫助。
再如，利率市場化，很多情況下也是偽問題。我們看到中國的企業債、甚至風險較大的地方債評級也相當高，利率沒有匹配其風險，市場化是失效的。這也就是我們提出“有效的市場化”的概念，如果市場是無效的，盲目放開是愚蠢的、自殺性的。
所以，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市場機制的建設，是信息化的建設，需要讓市場能夠確知市場的風險，合理定價，股市、債市、匯市皆然，這個路程還非常長，不是金融本身改革的問題，還包括所有企業、銀行、機構的信息化程度，博弈的均衡程度等，只能摸著石頭過河。這個領域，現實主義重于本本主義，任何拿著某學派理論給中國開藥方的專家都很傻很天真。
但是，它對股市的影響卻很難直接產生實質性影響，主要是對互聯網金融、地方金融改革、自貿區等概念板塊存在影響。
四 管制改革——增大服務業的活力
中國的投資存在一個很鮮明的對比：在所有投資當中，民間投資占比超過60%，前幾年還只有不足50%，所以很多人說中國和國企政府投資占比越來越高是信口胡說;但是，在服務業當中，確實是政府和國企投資占比更高，達到三分之二(可見在制造業民資占比很高)。
這里的服務業投資，很多是有管制性的。細分起來又有兩類：一類是公共產品，如鐵公基、水電燃氣、教育醫療、環保體育;一類人為管制的，如新聞廣電、銀行電信、油氣開采。國內外案例證明，前者因為先天壟斷，市場化往往也帶不來顯著的效率提升，而是會造成成本上漲;后者則是因為銀行、石油、電信一直被當成“國家命脈”，新聞廣電具有喉舌作用。因此，我們需要看到，如果在這些領域放開管制，其潛力巨大。雖然不會全面放開，但是，對于其中的產業鏈局部放開，對那些管理優秀的民營企業是有很大機會的。
從股市角度說，民營醫療、民營教育、電影電視制作、互聯網、民間銀行有很大的發展機會——過去的教育醫療產業化基本是失敗的，通過市場競爭出現優秀龍頭企業是前提，民營化不等于私有化，否則只能權力尋租、國資流失、中飽私囊。
五 價格改革——割掉計劃經濟的一條尾巴
從20年前的價格闖關、雙軌制改革以來，大多數的商品都已經市場化，少數沒有市場化的商品主要集中在要素產品上，包括：水、電、油、氣、煤炭和鐵路貨運，都承擔著重要的社會責任，也客觀上存在較大的價格扭曲。
由于前期鋪墊已久，除了電力改革涉及全體人民，改革難度較大，可能從階梯電價試行之外，其它改革預計在十八大期間都會形成決策，在CPI較低的有利情況下較快推進。
小幅利好煤炭企業、電力企業、石化企業、鐵路運輸企業，對存在較大漲價空間的天然氣企業利好程度應該更高，而水務企業受影響可能居中，密切關注發改委政策節奏即可。
綜合上述的五大經濟體制改革，我們發現，這些改革基本都是“結構性改革”。其中部分改革的紅利已經被預判，且通過股市反應，未來尚待反應的可能包括房產稅、管制行業放松等幾個方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