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要吸引民資進入，但闖進來的卻是央企國企。這是中國自兩年前開始大力推廣PPP模式之后出現的怪現狀。“這PPP別看P多，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這一個P。合同周期那么長，沒有融洽共贏的合作，P再多，也就是個屁！”
PPP模式（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），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共同提供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。從2014年10月國務院下發“43號文”，結束了地方政府傳統的融資平臺和融資模式之后，與社會資本合作（PPP）則成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主要方式。
截至5月31日，財政部PPP中心平臺項目庫中共有8644個PPP項目，總投資額高達9.88萬億。比3月末增加923個項目；投資額增加1.1萬億，增幅為12.6%。PPP項目看上去是在巨量增長，但落地率卻并不高，截至5月12日，進入執行庫（即處于采購、執行和移交階段）項目865個，僅占10.8%。
除了落地率低，民企參與度也低。據某知名證券研究院院長管清友統計，截至2016年3月末，全國PPP中心項目庫中已簽約項目369個，其中國企簽約為199個，民企170個，從數量上看，民企參與的PPP項目略少于國企，但差距不大。不過從簽約項目總金額上看，國企簽約的PPP項目金額達到3819.48億，是民企的近3倍。
中央力推PPP的本義是，鼓勵社會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和社會公共事業領域，但現實中，央企國企已然成為此輪PPP熱潮中的主角。面對萬億PPP市場，民資為什么難以進入？
政府投資“擠出”民間投資？
在中國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的討論聲中，“國”強致“民”弱成一方觀點。7月25日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張勇在北京表示，政府投資并沒有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，民間投資回落有一定“合理性”。
對于政府、民間投資的關系，張勇認為兩者應在不同投資領域下各自發揮作用，相互補充。“我們要把握好這個度，政府投資一定要補短板，不能和民營投資爭同一個市場。”2016年上半年，中國民間投資增速僅為2.8%，比去年同期銳減8.6個百分點，回落明顯。
“民間投資的回落有一定的合理性。”張勇在當天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布會上指出，民間投資的主要領域是制造業和房地產，而當前一些傳統行業存在創新力不足、結構調整難度較大的情況，民間投資勢必對市場有一個選擇。張勇透露，中國政府5月份開展的民間投資專項督查結果顯示，以投資傳統行業為主的民營企業家對投資都有“看一看”的姿態。在此情況下，“勢必使得投資腳步放慢”。
對于政府基礎設施投資較強，是否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，張勇稱，“我負責任地講，沒有。”他表示，各級政府投資總額僅占總投資規模的5%，并且近年來政府投資已從競爭性行業退出，而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和重大民生項目。
張勇指出，當前投資下行壓力大，民間投資回落較快，政府投資此時要加大力度，包括使用專項建設基金，“干一些應該干、必須干、早晚都要干的事情。”這將起到促投資、穩增長的作用，并且此時造價相對較低，投資亦能有所節省。
暴露管理水平較低
地方政府為何偏愛國企？首先是由PPP模式的復雜性決定的。一個PPP項目，需要經過項目識別（項目發起、項目篩選、物有所值評價、財政承受能力論證）、項目準備（財務模型構建、風險分配方案優化、項目交易結構、回報機制設計、項目實施方案撰寫）、項目采購階段（市場測試、設置資格預審條件、核心邊界條件）等多個流程。好不容易確定了社會資本方，由于PPP項目周期長達20—30年，變數較多，能否圓滿落地，還要看政府與社會資本方的磨合程度。
正因為如此，地方政府在選擇PPP合作伙伴時大都比較謹慎。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曾經表示，過去30多年，各地推行的PPP很多都被“異化了”，必須搞清PPP的本質意義和操作原則，否則好事也會變壞事。此外，地方政府的考慮之一還有避嫌。湖北省老河口市常務副市長伍軍坦言，PPP項目的定價高低有利益輸送嫌疑，項目一旦失敗還會涉及國有資產流失，這些問題一旦涉及民企就很難說清楚。
據了解，PPP項目確實存在一定的權力尋租空間，由于是私人投資，項目的監管比政府融資平臺下的政府項目寬松很多，決策權也主要由社會資本主導。不過，一位不愿具名的民企人士指出，地方政府“偏愛”國企，也反映了其管理水平較低。這一做法只是規避了官員個人的風險，卻給項目帶來了風險，有可能造成國家損失。最終，所有風險都將體現在項目的最終價格上，由大眾買單。
除了上述原因，PPP項目投入大、回報周期長，對企業的融資能力等要求較高，如果民企規模偏小、融資能力不夠，往往就會被擋在門外。在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會長趙笠鈞看來，有些地方政府把PPP模式視為傳統融資平臺的替代，過分強調其融資功能，忽略了專業、高性價比的公共產品和服務。這樣一來，融資能力強、成本低的國企自然有更多的機會，而那些專業能力強的民企則分不到一杯羹。
“P精神”
有位企業家的話給我印象特別深：“這PPP別看P多，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這一個P。合同周期那么長，沒有融洽共贏的合作，P再多，也就是個屁！”話糙，理不糙。正如這位企業家所言，固安工業園新型城鎮化項目的成功，也是因為政企之間形成了共贏的合作機制，有著那么一股子“心往一處想、勁往一處使”的合伙人精神。
既然政企是合伙人，就是利益共同體，得謀大局，不能各自打小算盤。PPP項目大多涉及基礎設施建設與公共服務，投資規模大，回報周期長，需要的是深耕細作的長線投資，賺的是“慢錢”。這既是對基建和公共服務項目傳統運營模式的挑戰，也是對那些習慣“一錘子買賣”的民企、試圖“撈一票就走”的游資和企圖“關門打狗”的地方政府的一次理念洗禮。
既然政企是合伙人，就是平等關系，得能溝通，不搞一言堂，也不打太極拳。PPP是個新事物，政府和民企都是吃螃蟹的人，各有顧慮很正常。可既然合作，就不能靠猜、靠賭，而應該交心、交底。雖然利益與風險分擔機制是提前約束的，可過程如何實施，怎樣能把利益最大化、風險最小化，是完全可以通過彼此溝通、共克時艱來實現的。
既然政企是合伙人，就有契約關系，得講規矩，按合同辦，不能“因人而異”。一份商業合同，簽約靠領導魅力，執行靠合同效力。PPP項目亦然。只要不是違背了合同本身的條款，無論是政府換屆，還是企業易人，都不能成為PPP項目違約的理由。
說到底，PPP項目真正需要的就是既“親”且“清”的新型政商關系。PPP究竟是美味的餡餅，還是無望的陷阱，關鍵取決于政商關系如何定位。彼此清白就能放下顧忌，良性互動就能攻堅克難，最終使PPP項目成為政企共同推動地方發展的新引擎、大舞臺。由此可見，以一批PPP項目，換來交而得法、交而有界的政商關系，換來內生動力不斷增強的營商新環境，一子落，滿盤活，這個棋局真漂亮。
編輯：趙虹旭
